本报记者 周颖 黄毅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的北京中医学会，是新中国第一个中医学术团体。她从一个学术团体发展到众多学术机构，从当初的200多会员发展到如今全国中医药会员千万人，从单纯团结起来为百姓提供服务，发展为集维权自律、开展学术、协助政府做好各项工作于一体的学术组织，不仅引领了新中国中医药学术的发展，开创了新中国中医药教育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新局面，也为新中国城乡基层医疗工作和创办公立医院积累了丰富经验。
回眸历史，中医前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和高尚情怀，为发展学术夜以继日的刻苦精神，为培养人才甘当人梯的精神，令人钦佩。也督促我们在盘点过去的同时，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奋发有为。
新中国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
难忘中山公园的成立盛会
“中医学会在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会。中医们应该组织起来，站在人民的前面，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大会上讲的一番话。
那是1950年5月30日下午，雨后天晴。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国医大师李辅仁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大家热情很高，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说，在旧社会，国民党政府实行“废止中医”的政策，不重视中医，不管中医，任其自生自灭，阻碍了中医的团结与进步。新中国刚成立，政府就将中医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邀请赵树屏、赵锡武等中医座谈，组织中医成立自己的学术团体，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学习现代医学，提高诊疗技术，为人民服务。为此，中医受到极大的鼓舞，中西医加强团结才能进步、学术也才能发扬光大成为大家的共识。
“在成立大会上，我们深深感到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国医大师贺普仁说，成立中医自己的组织，我们感到党对中医的关心与重视。同时，也很骄傲和自豪。他回忆，大会通过了学会会章和宣言，选出了赵树屏、赵锡武、哈玉民、于道济、魏龙骧、董德懋等15位执行委员和5位候补执行委员。
八面槽诊所的彻夜灯光
学会成立了，在哪里集会，在哪里办公成了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教授陈彤云回忆，当时，她的先生、学会副主席哈玉民把自家在东城区八面槽的诊所一层腾出约100多平方米，作为学会办公和活动场所。
学会成立前后，几十名骨干常常聚集于此，商量成立和开展学会工作事宜。有时诊所业务影响到学会工作，哈玉民就干脆把诊所停了。他们白天出诊，晚间开会工作，彻夜的灯光伴随他们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1950年6月的一天，学会在八面槽诊所举行了第一次执委会。按照会章，选举赵树屏为主席，哈玉民、白啸山、潘兆鹏、赵锡武、于道济、董德懋为副主席，并分别成立了秘书室、组织组、学术组、社会服务组、福利组、中药组等，拟定了工作细则，使学会工作从宣传、医疗、教育、科研等方面全方位展开，呈现出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景象，广大中医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后，学会组织会员加强政治与业务学习，先后成立预防、针灸、正骨专业委员会，举办各类学习班、研究会、学术讲演会等。组织会员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为贫困患者全免处方费。这项活动遍及市内9个区共计212个诊所。同时学会联系市内的国药业公会，实现了全市国药店对持有中医学会施诊药方配药，一律按八五折计算药价。在协助政府推进卫生工作方面，先后协助市公共卫生局了解全市医药业现实情况，到各诊疗所分发卡介苗手册，宣传卫生常识，协助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筹备中医药展览以及鉴定中药处方等。同时，与全国各地中医开展联谊活动，交流中西医团结意见，推广与加强中医组织工作。
1953年，因哈玉民卖房等原因，学会面临迁址。此时，赵树屏慷慨解囊，将自己10多间房无偿捐给学会。1954年，学会执委赵心波将自己的私有房产和许多个人藏书无偿捐赠给学会。这样，学会有了办公室、图书室、杂志编辑部、教室等。当时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也捐赠了许多藏书和医案。1956年至1961年，学会举办了多期中医学习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中医学会被迫停止一切活动。
六件大事奠定中医事业基础
记者从一份历史资料上看到，学会成立之初的1950年5月，会员有225人，1年后，增加到861人，到1951年底，已有5万人以上。学会如同一点“星火”，在北京乃至在全国逐渐呈现出“燎原”之势。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教授阎润茗是学会最早的会员。她介绍，1950～1956年间，学会主要做了6件大事：成立预防医学委员会，举办预防医学学习班，提高中医队伍整体素质；开办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成立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成为全国培养中医人才的摇篮；成立针灸委员会和针灸研究班，进一步研究针灸经验，为针灸事业培养后备人才；成立联合诊所委员会和联合诊所，为中医基层医疗机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立出版委员会，出版《北京中医》，带动全国中医学术发展；成立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西学中班，开辟了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先河。
拉开北京市中医公办教育序幕
1951年9月15日，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宣告成立，从此拉开了北京市中医公办教育的序幕。
预防医学学习班应运而生
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基本方针。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委托学会组织广大中医学习法定传染病知识。当年8月，学会副主席哈玉民聘请协和医学院何观清、传染病医院院长张铸和等共同筹备，成立了预防医学委员会。后又成立了预防医学学习班，聘请各大医院院长、主任为教授。
当年10月14日，学习班在当时市第一卫生所礼堂上课。主要采取为期3个月的短期轮流学习。课程包括细菌学、免疫学、传染病、灭菌学及防疫等。学习班经费除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补助讲义费一万斤小米外，一切开支杂项皆由中医学会设法筹措。虽然条件十分艰苦，教学设备简单，但学员和教师情绪高涨.
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11月止，预防医学学习班共结业6个班，全北京市通过这一学习的共有1028人。北京市中医师通过学习，对传染病知识有了进一步认识，并在以后的防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办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
“在中西医团结的卫生方针指引下，中医进修教育成为中医工作中的中心环节。”赵树屏的弟子、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第一班学员阎润茗说，在预防医学学习班学员纷纷要求成立高级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与学术水平的呼声中，北京中医学会随即筹办高级班，同时筹备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
该工作由哈玉民负责。他和其他同志一道联系校舍，编印教材，聘请师资，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呕心历血，忘我工作。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后，高级班于1951年10月正式开课。哈玉民担任校长，校址在北京同仁医院对面的孝顺胡同内。
学校主要招收预防医学学习班毕业学员，课程分为社会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术研究等24种，时间为1年。在进修现代医学知识方面，先学基础医学，如生理、解剖、细菌、药理等，随后再学各科临床医学。每天授课3小时，讨论1小时。有的老师还利用幻灯、挂图、尸体解剖做示教。
该校第三班第四组的一位学员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通过进修，我们明确了服务对象和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坚定了学习信心；体会到团结、互助的好处，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明确了人体解剖构造和位置，学会了化验、诊断等操作方法。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从第5班开始为全国培养师资，由一个为当地培养中医人才的学校变成全国中医进修师资学校。学校先后成立了3个中西医联合门诊部，吸收并发展中西医既有疗法，为病人服务。
为全国培养大量骨干人才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先后办了7班，毕业学员有223人。学员中一部分由政府分配到河北、陕西、山西、绥远、山东、浙江、辽西、天津等省市及其他县区卫生基层组织，其余大部分都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联合诊所。由于他们分科会诊，看病热心，减免医疗费，颇受广大群众爱戴。
1956年，国家陆续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兴办中医高等院校、中医研究院所和中医公立医院，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毕业的赵炳南、关幼波、鲍介麟等一批人，被选送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以及到北京各大医院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从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李介鸣、乜竹溪、阎润茗3人到卫生部工作。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公布了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规定”，并将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全部讲义及教学挂图刊印，分发各地参考采用。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创办期间，全国中医进修教育机构从1950年的3个中医进修学校、22个中医进修班，发展至1953年的27校、131班，进修人数两万余人。
为针灸走向世界奠定基础
“针灸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2010年11月16日，在听到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时，国医大师贺普仁回顾说：“可以认为，没有当时的北京中医学会，就没有针灸委员会和针灸研究班，没有针灸研究班，上世纪80年代针灸就不可能走出国门，更没有今天的申遗成功。”
政府重视针灸的普及推广
回顾过去，贺普仁感慨颇多。他说，针灸是我国特有的民间宝贵医学遗产之一。几千年来，虽然得到了继承发展，但由于历代统治政权的歧视和摧残，针灸的学术发展也受到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针灸的普及推广。1950～1951年，朱德、董必武、邓小平、刘伯承等领导分别为当时出版的针灸著作题词，引起社会上对针灸的广泛关注。1951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群众迫切需要推广针灸疗法》的评论，更加促进了针灸工作的开展。同年3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针灸座谈会。到会的中西医专家对针灸疗法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1951年4月21日，北京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正式成立。高凤桐担任主任委员，委员有王乐亭、刘介一、胡荫培、尚古愚，并由该委员会筹备针灸研究班。
针灸研究班的学习生活
时任针灸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马继兴回忆，1951年7月22日，针灸研究班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开班，目的是提高现有针灸师的政治水平和技术水平，汲取前人经验精华，创造性地改进针灸疗法，提高治疗效率。同时，通过针灸研究班把针灸师组织起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学习与工作，以适应地方卫生工作的需要。
贺普仁清楚地记得，自己是第五班学员。他回忆，针灸研究班工作人员主要由针灸委员会委员兼任，聘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院和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的人员担任各科老师，义务讲授针灸、病理、诊断、生理、解剖、细菌和消毒等学科，合计授课88学时，3个月结业。
针灸研究班通过组织教学，集体研究普及应用，大大发扬了针灸疗法。如马继兴编制的《针灸疗法刺激点解剖位置参考图》，作为教学挂图，第一次将针灸穴位与解剖结合起来，直观表露了人体神经、内脏、血管、骨骼、肌肉和经脉、经穴的部位与关系。随后，北京中医学院单玉堂在研究子午流注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甘肃中医学院郑玉林在研究通天火、透天凉方面很有造诣，贺普仁创造了贺氏三通法等等。
1951年7月至1954年8月，结业学员共491名。随后成立的针灸门诊部为学员提供了一个实习基地。通过理论与实践学习，学员们有很大收获。他们进行了穴位的考据，认识了穴位与神经的关系。在技术操作中，都能认真消毒，并且明确了解剖部位，对针刺的深浅及禁刺穴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减少了医疗事故的发生。
大力推广针灸疗法
1952至1953年间，为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号召，北京中医学会组织针灸研究班富有治疗经验的会员组成14个医疗队，为志愿军伤员和群众展开针灸治疗工作。有的分赴河南、山东、安徽、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慢性病疗养院，有的参加西南民族卫生工作队到四川，有的参加西北民族卫生工作队到青海，还有人随同第四届慰问团远赴朝鲜前线。
在各地，会员们除了治疗工作外，也负责教学工作。山西组共培养针灸人才231名，包括院长、医师、护士等一般都能配穴处方，施行针术；安徽组培养省干部疗养院医生担负针灸治疗工作，并成立了针灸科；西南民族工作队在藏族自治区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学员，把针灸的种子播撒到边疆。又如绥远组，一次就汇集学员百人，使他们初步掌握了针灸的操作技术。
从那时起，他们师授徒承，为北京和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针灸人才，为后来全国针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形成城乡医疗卫生机构雏形
提起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人们都很熟悉，但提起北京中医联合诊所，许多人都感到陌生。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中医联合诊所为满足百姓防疫接种、就近求医、健康咨询等需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新中国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成立联合诊所的初衷
第一批北京联合诊所创建人之一宋祚民回忆，1951年4月，北京中医学会成立联合医院诊所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于道济。当时，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是，协助政府推动联合诊所组织工作，加强中西医团结，达到医疗与预防相结合，建立地区责任制，解决北京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缺医少药的问题。具体任务是，组建联合诊所，并负责审核该院所章程，转呈卫生主管机关备案，并向其随时建议，促进其工作的开展；调查统计联合医院诊所一切设施，研讨实际问题，提供意见或具体计划，以备有关部参考与咨询；促进联合诊所负责医疗与预防工作，做政府的好助手；汇集并研讨联合诊所临床治疗报告，提供医药研究部门进行科学研究；会同中医进修机构与医药研究团体，按照联合诊所业务学习的需要，组织各种医学讲座。
联合医院诊所委员会为团体制，以联合诊所为组织单位，每个单位的组织成员，无论中西医师、助产士、药剂师、化验员等均可为该团体会员。
第一批联合诊所开业
北京市第一批联合诊所共有4个，于1951年5月1日前开业。它们分别是，永定门联合诊所，由董德懋负责筹办；海淀联合诊所，由祝伯泉负责筹办；阜成门联合诊所，由赵绍琴负责筹办；德胜门外联合诊所，由宋祚民负责筹办。
“联合诊所除了有个体中医联合之意，也有中西医结合之意。”宋祚民说，筹建联合诊所时，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要求有一名西医参加。当时德胜门外联合诊所共有9人，4位中医，1位西医，还有护士、调剂及其他工作人员。开展的医疗科目包括内外妇儿、针灸等，还完成监测、控制和消灭疫情以及服务于基层等任务。
组建联合诊所时，由于经费欠缺，设备简陋，加上解放初期百姓生活十分贫困，对有病无钱医治者都分文不取，义务诊治和免费拿药。因此，大家收入极低，主治大夫一个月还拿不到一袋面粉钱。尽管如此，大家依然干劲十足。
联合诊所工作人员少，但工作量大，每天门诊量有200多人。大家白天看病，夜间值班，不论白天黑夜，病人随叫随到。特别是流行病蔓延期间，大夫在管界内挨家挨户送医送药，有时一天跑六七十家。
联合诊所遍及全国各地
在第一批联合诊所的带动下，北京的联合医疗机构很快发展起来。1951年5月到1955年，北京市共成立43个联合诊所、28个分诊所。之后又发展到200多个。
当时联合诊所人员多是学有专长的医界翘楚，如赵炳南、关幼波、刘渡舟、施稚墨、郭士魁、赵锡武等。他们有较高的医术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加上看病手续简便，态度和蔼，费用低廉，很受群众欢迎。
这些联合医疗机构成了政府的有力助手，在北京市医疗预防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有关领导和专家彭真、吴晗、王昆仑、林巧稚、诸福堂等，以及一些苏联专家先后到联合诊所考察，给予了较高评价。
联合诊所的影响不断扩大后，全国各地同行也来学习取经，回去竞相效法。接着全国各省市联合诊所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诊所多设在市辖的厂矿区或郊区，诊所科别较多，中西药兼备，给当地人民带来很大便利。
随着联合医疗机构的发展，政府逐步将其纳入卫生工作计划，成为城乡医疗预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1956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市中医医院、北京中医学院等3个大型中医医教研机构成立，各联合诊所的部分中医师成为这些单位的骨干力量。其余人员在联合诊所基础上，由卫生部门扶持发展而成为街道医院，后又转化为区属或县属基层医院。
各地大量中医被吸收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以及各个中医医疗、教育、科研单位工作，把中医医教研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
《北京中医》引领中医学术发展
《北京中医》创刊
1951年5月，北京中医学会出版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董德懋，成员包括赵树屏、潘兆鹏、魏龙骧、王建民、石慰萱、李慧僧、哈玉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创刊《北京中医》杂志，主要宗旨是宣传政策法令，研究学术，交流经验以及加强中西医团结。
同年5月15日，《北京中医》创刊。第一卷为双月刊，第二卷起改为月刊。1951年～1954年共出版27期，约200万字。每期平均发行7千册，订户遍及全国各地。
限于当时人手紧张、条件简陋等，《北京中医》创刊初期，董德懋、哈玉民集征稿、审稿、校对、付印等诸多工作于一身，常常是夜以继日。后来人员增加，稿源相对丰富，《北京中医》随即开设了专载、专栏、专著等栏目，不仅是北京中医学习和提高的园地，也是全国中医人员学术交流的窗口。
改名《中医杂志》
1955年1月，《北京中医》被扩展为全国性中医刊物，改名《中医杂志》，仍由北京中医学会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72年主办单位变更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
曾任《中医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的马继兴说，《中医杂志》是《北京中医》的继续，也是它的发展。改版后的一年间，发行数量由1954年底的1万份发展到4万6千余份，在全国中医界引起强烈反响。
《北京中医》复刊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经北京市有关部门批准，由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中西结合研究会共同筹办《北京中医》，并成立了编委会和编辑部。关幼波、高寿征担任总编辑，王宝恩、陈彤云、危北海担任副总编辑。编辑部设立专职编辑3人。
时任专职编辑的李惠治介绍，1982年，《北京中医》复刊，还设有日文目录。复刊号开设老中医经验、临床论著、医史、病案讨论、综述等9个栏目。还有当时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老中医任应秋的贺辞贺信以及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的发刊词，他们强调，以《北京中医》为学术平台，联合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3支力量，挖掘整理和继承发扬中医药临床经验和理论著述，活跃学术气氛，开展学术交流，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1983年，《北京中医》为了突出北京的中医特色，特开辟了“一代名医”专栏，登近几十年来北京名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1984年，《北京中医》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当年发行量每期1.9万册，1985年升至2.4万册。
2006年，《北京中医》改为月刊。2007年，《北京中医》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第三届全国中医药优秀期刊”评选活动中，荣获国家优秀中医药期刊二等奖。
更名《北京中医药》
2008年1月，《北京中医》更名为《北京中医药》。编辑部调整了办刊宗旨，变更和修改期刊封面及排版、纸张等；在综合医院、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单位设立通讯员；新设栏目，如专题笔谈或述评、名家讲坛、基层与社区、中成药的合理规范使用、继教园地、医案医话、病案讨论，以及名院、重点学科介绍等，丰富了杂志内容。2007年12月1日正式开通北京中医药杂志网站（http://www.bjtcm.net）及科技类稿件采编系统，实现作者的在线投稿与稿件查询、专家的在线审稿和稿件的数据化管理，搭建起编辑部与读者、作者、审稿专家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交互式处理平台。
2008年6月，《北京中医药》杂志被收录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2007~2009年，每年出版发行正刊12期，共发行100920册，平均4000余册/月。
开创中西医结合医学新纪元
“中西医结合事业是在党和政府的直接关怀、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国医大师路志正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的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举办西学中班，开创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新纪元，并为后来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诞生
路志正回忆，1953年11月18日，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成立，通过了会章，选举彭泽民为主任委员，傅连暲、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赵树屏为副主任委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交流中西医临床经验并普及学术，提供医学上的各种研究问题及收集有关参考资料。
路志正与萧龙友、施今墨、赵树屏、魏龙骧一起被中华医学会聘为“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第一届委员”。自1954年至1955年，该委员会分别举行了大黄、半夏、黄连、气功疗法、西医怎样读中医书等11个专题讲座。《中华医学杂志》也分别出版了中医药研究及学习祖国医学专号。
之后，由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教组分别于1954年1月12日和2月15日两次召开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提出消除成见，克服保守和宗派情绪，将祖国医学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系统地科学地进行整理。 会后，该委员会多次举办祖国医学讲座，请中医或西医报告座谈，使西医有机会学习中医理论与临床经验。与此同时，中医也虚心学习现代医学知识。
西医学习中医班开班
1955年7月13日，中华医学会联合北京中医学会和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班开班。北京中医学会7名中医组成教研组，帮助西医由浅入深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大家集体备课，一人主讲，每月讲两次，并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参加学习的学员是医科大学毕业、有两年临床经验的西医，共261名。其中有中华医学会副理事长方石珊，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秘书长张查理以及北京医院、中国协和医院等医院领导。
随后，《人民日报》对团结中西医作出相关报道。特别是1955年12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总会理事长的傅连暲在《人民日报》发表“积极领导和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文章，进一步推动了全国西医学习中医工作。
该委员会在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座谈会、学习班的同时，还号召全国各省市41个分会成立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组织广大西医学习中医，同时号召中医入会，欢迎中医参加各项学术活动。
1958年6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创办的全国第一个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毛泽东主席随后作出批示，要求各省市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在毛泽东主席批示的鼓舞下，全国迅速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广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高潮，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和骨折、针刺麻醉的成功，是中西医结合早期有重大影响的临床成果。
中医学术发展蒸蒸日上
粉碎“四人帮”后，中医医疗、教育、科研等工作开始走入正轨。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市卫生局的指示，北京中医学会于1978年8月恢复活动。
时任学会副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教授陈彤云介绍，1978年7月19日，学会召开了北京中医学会理事扩大会。因当时学会的首要工作是恢复和健全组织，其机构以延续文革前第五届理事会的构架为原则。第五届理事长宗维新已故，大会选举赵炳南任理事长，董德懋、关幼波、王伯岳任副理事长。
1979年，学会协助卫生部中医司筹备成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当年5月18日，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举行成立大会，北京中医学会参加的代表共23人，其中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有人当选为理事，有人当选为针灸委员会的委员。
首开先河的四部经典班
自1978年11月之后，学会仅有的7个专业委员会相继开始健全组织机构和开展学术活动。学术活动首先从基础抓起。时任北京中医药学会专职秘书井宏伟印象最深的是“四部经典学习班”。这是动乱后举办的第一个学习班。
他回忆，在北京妇产医院礼堂举办的这个学习班影响很大，座无虚席。300多人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没有座位的，就挤站在礼堂过道里。主讲人是任应秋、刘渡舟、赵绍琴、吉良晨4位教授。每周6个学时上课，6个学时讨论，为期1年。
曾参加这次学习班的名老中医陈昭定说，听这些中医大家讲课，受益匪浅。特别是采取临床、科研和教学三结合教学方式，对提高中医的理论和临床水平起到很大的作用。
1978年至1982年5年间，学会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共计210次，参加活动的有4万多人。各专业委员会活动也非常活跃，如中医儿科学习班、正骨按摩提高班、中医针灸研修班、五运六气学习班、各家学说学习班、医古文学习班、中医古籍高级进修班等。这些学习班有的是脱产，有的是半脱产，不论哪种形式，均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提高了学员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水平。
编著北京老中医医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市卫生局为了进一步挖掘和继承祖国医学宝贵遗产，决定整理孔伯华等北京市已故名中医的学术特点及临床经验，成立了由学会牵头组织的编写小组。1988年，《孔伯华医集》出版。
《燕山医话》集北京老中医的医案医话之大全，是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交办的全国五部医话之一。选题一出，学会随即成立了《燕山医话》编委会。1992年，《燕山医话》出版。
学会各科委员会也编辑出版了一些医集，如儿科委员会主编的《中医儿科病名统一表》、《中医治疗小儿疑难重证经验汇编》、《小儿急证高热汇编》等。
两个门诊部的重要贡献
1985年9月，学会与全国侨联华侨文化福利基金会合办了“北京中医华侨咨询部”，为患者代购药、代煎药、代送药、代寄药，代安排住宿，代联系大夫和医院等，并增加了晚班看病及出诊工作，坚持为侨胞及外宾提供优质服务。
在开办的几年时间里，咨询部共接待来自数十个国家及地区的归国华侨、港澳同胞、外宾及侨眷共4000多人次，中医专家的高超医术和热情服务，受到了广大侨界同胞的称赞。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新华社、华声报等报刊曾多次采访报道，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88年5月25日，学会与北京医学会合办的北京中西医专家通州门诊部开诊，并延续至今。时任学会秘书长的李惠治说，办这个门诊部的初衷是集中专家优势，主要解决京东地区广大患者看病难、找专家看病更难的问题。当时，工作人员以离退休人员为主，应诊的各科中西医专家近50人。门诊部设中医内科、外皮科、儿科、妇科、针灸、西医内科、妇产科、理疗、化验、耳鼻喉科、B超室和中西药房等，主要为通县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提供服务。
其实，学会早在1983年8月就组成各个小组，开始了支边和为郊区县送医送药工作，受到当地中医同道的好评与赞扬。
跨入中医中药同步发展的新时代
1992年，北京中医学会正式更名为北京中医药学会。
组建7个中药专业委员会
“将中药纳入学会正常工作是重要的，必须的。”著名中药专家金世元回忆，学会更名后撤消了原中药专业委员会，组建了中药材资源与鉴定、中药药理与中成药、中药制剂、药事管理、中药化学、中药炮制、中药调剂等7个专业委员会，并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如全国中药学术会议、中医药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专题研讨会、伪劣中药材的鉴别、中药新剂型制备工艺特点、中药新剂型历史发展现状与展望等。
自1990年开始，由北京市中医药学校与学会联合举办的中药职工郊区定向中专班，为北京市近郊区培养了一批中药专业技术人员。学会多次组织北京市部分中药调剂人员，分别赴全国各大药材市场考察以及近郊山区考察野生药材资源，并将此项活动列为中药调剂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学会还积极为北京市及外埠中药厂召开新产品推广会，举办新开发产品的处方论证会，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加强海外中医药学术交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加强海外中医药学术交流被学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早在1986年，学会理事长关幼波参加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亚新安中医药学术会议”，进行了学术交流及讲学。副主任委员任守中在澳大利亚的讲学，加强了与国外针灸界人士的联系与了解。1987年，由北京中医药学会与其他学会共同举办了“自然医学国际会议”，1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出席了会议，就气功、针灸、推拿、太极拳、药缮、声疗、瑜伽等方面交流了经验。
1994年8月24日，学会邀请台湾板桥市皇汉中医诊所院长、台湾凤阳门骨伤科流派第24代掌门人郑福山一行进京进行学术交流，并聘请他为学会名誉理事。郑福山及其弟子的正骨手法现场演示，博得了与会300余名骨伤科专家的热烈掌声。中央电视台作了详细报道。这次活动是北京中医药学会与台湾中医界的首次学术交流。
组织中医药会员全力战非典
“在2003年抗击非典中，学会充分发挥学术团体的作用，为北京以及全国战胜SARS做了重要工作。”时任学会会长张炳厚说。
当时学会组织张炳厚、周平安、姜良铎、王融冰等中医专家奔赴一线，直接参与SARS患者治疗，掌握了临床非典病人的第一手中医资料。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成立的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非典专家协作组，学会专家制定出“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非典预防、治疗推荐方案”，并将此提供给各级中医机构，指导他们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疾病。
中医药参与SARS医疗救治后，学会对北京市16家SARS定点医院进行中医院对口技术支援，成立中医药专家组，保证每一个SARS患者都能看上中医、服上中药，大大提高了SARS的痊愈率，降低了病死率。
举办大型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
200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实施1周年，《北京市发展中医条例》实施3周年。为此，学会配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在东单公园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10月12日，“全国中医药科普宣传周”在北京中山公园启动。作为这个活动的一部分，学会协助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举办了“百名中医大型义诊咨询”活动，来自北京地区31家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医疗机构共274名工作人员，答复了15000多名群众的现场咨询，发放有关宣传资料2万余份。
学会还与北京电视台共同举办条例宣传特别文艺晚会和科普报告会，聘请的8位专家就中风的预防与保健、肿瘤的康复与调养、糖尿病的中西医防治等专题做讲座。会场布置了中医药科普知识宣传展板，发放了科普资料、光盘等近10种。
推动首都中药事业发展进程
“中医中药自古是一家。多年的实践证明，医晓药理，药为医用，才能更好地为百姓服务。”著名中药专家金世元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北京中医药学会将中医中药密切结合，并列同行，推动首都中医药事业发展。
首届中药学术会议召开
1990年12月5日，学会召开“北京地区首届中药学术会议”。这是学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的中药学术会议，对中医中药的临床、教学、科研和生产、管理以及中医中药结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探讨中药安全性问题，由学会创始人之一、时任基础理论专业学会主任委员马继兴研究员倡议发起，学会于1994年6月30日召开了“中医药面临新挑战及其对策研讨会”，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随后，学会还举办或承办了“北京地区中药饮片学术会议”、“全国中成药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成立大会”、“全国中药材真伪鉴别学习班”等全国以及北京地区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并对传统中成药、饮片以及新药进行了临床应用疗效论证。
调整中药饮片价格
受北京市发改委委托，2006年初，学会成立了中药价格管理组，与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共同制定中药具体价格，以维护消费者利益。
时任学会副秘书长、北京积水潭医院中药房主任翟胜利说，委员会经过多次认真讨论和征求各方面意见，先后将76个品种、38个规格的中药饮片价格进行调整，并于2006年7月、2006年12月、2007年6月分三批公布实施，全市各医疗单位及社会药店遵照执行，既缓解了长期以来中药饮片价格不合理的问题，又使中药饮片市场趋于平稳发展。
此外，学会还完成了医疗机构制剂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草案的修正、临床短缺药品的调查、出版《中成药配伍禁忌表》及关于廉价药品的调研及新价格制定后执行情况等工作。
修订《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
“新修订的《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将于今年年底公布实施。这样，中药饮片调剂工作即将摆脱多年的混乱局面，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学会顾问、《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常务编委杨光欣慰地说。
他介绍，早在1984年，由北京市卫生局颁布的《北京市中药调剂规程》，是依据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制定的中药调剂技术法规。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转型，中药行业发生了不少变化。北京市有关部门决定重新修订这部规程，并委托北京中医药学会负责。
1999年，翟胜利受命组织有关专家修订《北京市中药调剂规程》。经过专家几十次修改与论证，《北京市中药饮片调剂规程》在2010年终于定稿。
培训乡村中医药人员
2007年，为切实减轻农民医药负担，保障用药安全有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了“北京地区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中药材”培训项目，委托北京中医药学会承担执行。
学会组织专家调研北京地区中草药资源分布、种植、适合生长的、常用的中药材品种情况，组织专家编写北京地区《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种、自采、自用中草药》培训教材，分期、分批组织10个郊区县中医药技术人员骨干进行全脱产师资培训。除理论课外，组织培训人员分别参观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园、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药标本馆，并到延庆县松山集体鉴药、采药等。培训人员普遍反映良好。
